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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到深入的解读 文学翻译的丰碑
作者:  发布时间:2018.07.12  阅读数量:

  ---聆听叶永烈先生解读傅雷

  读者:刘洪云   2018年7月11日

  今天一大早来到了北京东城图书馆,看见大厅已排起了长队,全是前来领票进场聆听上海作家叶永烈先生讲座的。我领到的票座是15排10号,离开讲还有15分钟。

  走进会场,一幅醒目的长标映入眼帘:“著名作家叶永烈带你走进一代翻译巨匠傅雷的赤子世界”,一层已经是座无虚席了,我到二层找到座位,见已有一位女同志坐在了那里,正和一旁座位上的男士聊着什么。“哎,10号的主人来了。”那男士先看见我了,便提醒背朝前的女士道。“你好,想跟你换一下位子行吗?”女士转起身对我说。“那好,换票吧。”于是我又来到了14排,捡了个便宜。不料想这里也坐上了人,再往上一看,几乎都满座了。毕竟都是文学爱好者,大家还算客气,经过周转总算安顿下来。

  这时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台前走来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78岁的叶永烈先生。著名的一级作家,教授,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岁出书,20岁出版科普书籍《十万个为什么》,其纪实文学集、小说集是当今老幼喜爱的著名科普文艺作家、报告文学作家。

  叶永烈先生一个上午的讲座主题是解读文学巨匠傅雷。老人饱满的真情实感,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

  叶永烈开门见山地说:傅雷是上海人,我是上海作家,很早就关注他。傅雷是文学翻译家,确切地说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他生于1908年4月7日,逝世与1966年9月3日。傅雷一生的重要成就之一是: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 梅里美、伏尔泰、莫罗阿、苏卜、杜哈曼、丹纳、罗素、牛顿的《英国绘画》等名家著作。

  罗曼罗兰是1915年诺贝尔奖得主,傅雷用了两年时间(1936年开译,到1939年译毕)翻译了罗曼罗兰巴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作品共140万字。而且是用毛笔写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竟又花费三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傅雷在译完之后,除了保留四部初译本样书之外,要把家中所有初译本“一并烧毁”!他认为,初译本在有许多错误,他不愿保留这个“污点”。

  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五百万字的十五卷本《傅雷译文集》,是他一生译作的总检阅,也是中国翻译界的丰碑。他是中法文学之桥,体现了当时文学翻译界的工匠精神。

  这是叶永烈先生建立在大量采访基础之上的独到眼光,表达出的是自己的真知灼见,体现出了老人家丰盈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

  在采访杨绛时曾说:“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的到,不用站起身。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

  在他的宽大的写字台上,烟灰缸总是放在左前方,中间放着印着“疾风迅雨楼(傅雷的家是租住的底楼‘小三室’和三楼一个格子间。当时朋友们这样形容。)”字样的直行稿纸,左边是法文原著,右边是法汉辞典。他总是这样井然有序地在桌上“布阵”,长年累月地笔耕。

  叶永烈先生所解读的文学巨匠傅雷,是一部生动的采访纪实文学,用他的话讲,纪实文学“七分跑,三分写。”所以他才能够做到那么的说理透彻 。

  叶先生曾于1985年来京讲座一次傅雷人生,这是第二次来京,且是应人民日报社东城图书馆邀请。这无疑是叶永烈先生长期秉承的纪实文学创作精神的见证。

  文学巨匠、翻译家傅雷的生平解读,通过一位七十八岁的老人滔滔不绝、言简意赅、真知灼见 、鲜明生动、精到独特地刻画,是那么地精彩飞扬、引人入胜。讲了一个上午,老人家未喝一口水。气势横贯会场。

  叶先生说:傅雷一生的重要成就之二是:亲手打造了世界钢琴家傅聪。我在30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傅雷与傅聪这一对特殊的父子。最初引起我的注意是1979年4月在上海举行傅雷夫妇追悼会,傅聪阔别祖国多年从英国归来,为蒙冤受屈的父母送行。在傅雷次子傅敏先生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我采访了近30位傅雷亲友,对于傅雷一家有了深入的第一手的了解。在谈及之前,不得不介绍一下傅雷的家庭。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家庭出身地主,有着四百亩土地。1912年,傅雷四岁时,傅鹏飞(傅雷之父)因受土豪劣绅诬言入狱。经夫人李欲振(傅雷之母)多方奔走,终于在一个月后出狱,却在极度郁闷中去世,终年仅24岁。当时母亲带领四个儿女相依为命,靠卖老家的土地生活。傅雷是长子,弟、妹相继死亡,最后仅剩傅雷一个。母亲岁不识字,但希望儿子受到严格的教育。其母为抚养他成人,督教甚严。在这种环境下,他的性格变得敏感而激烈。傅雷曾经用“只见愁容,不闻笑声”八个字来形容自己的童年。

  叶先生讲: 傅雷家住徐家汇,我也住徐家汇。傅雷上徐汇中学,街道两旁是法国梧桐树,此地为当时的法租界,1850年建校,每天两节法文课,其它课教师基本也是用法语讲课。晚上集体住大宿舍,老师也和同学住在一起,睡觉时,每个同学拉一个帐子,每人还有一根木棍,用来压帐子。每天早晨起床时,把木棍拿到地上,证明这位同学已经起床了,纪律很严格。傅雷读了四年,不信教,但念圣经。因此傅雷得到的中学影响极大。

  1927年岁末,傅雷在上海黄浦码头,踏上法国游船。他带着《法语初级读本》上船,船过西贡,一位安南(今越南)青年上船,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便请安南青年为师,每日授法语一小时,一个多月后,船抵法国,傅雷已经会用法语作一般会话了。他的法语进步如此之快,使得那位安南青年诧异不已。

  傅雷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幸运遇上了刘海粟。带傅雷参观拜访法国画家,傅雷担当了中国学者的翻译,并记下了他们的谈话。后来傅雷翻译罗曼•罗兰,是从他阅读并受其作品《贝多芬》影响开始的。便很快就与西方浪漫派文学心律应和,阅读了卢梭、夏多勃里昂、拉马丁等作家的大量作品,并深受这些作品的感染。

  傅雷的爱情是由母亲看好的一位文静的朱家姑娘。是沾亲带故的远方表妹朱梅馥,和傅雷两人从小认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间情投意合,早已心照不宣。傅雷有时候在暑假到南汇县城来,就住在朱家。

  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棉花胎,敲上去不会发出火花。

  傅雷此时在巴黎,偏偏的与一位名叫玛德琳的法国女郎共堕爱河。但最终由于风俗习惯和性格上的相差甚远而终结。

  后来,傅雷作为过来人,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说:“热情是一朵美丽的火花,美则美矣,奈何不能持久。...世界上很少如火如荼的情人能成为美满的、白头偕老的夫妇的。”

  1932年1月,留法归来的24岁的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一品香”酒店举行婚礼。1933年初,朱梅馥生一男孩,刚出生便夭折了,给这对青年夫妇带来了不快,也使守寡一辈子、盼孙盼得望眼欲穿的傅雷母亲陷入极度痛苦之中。1933年9月逝世,终年仅45岁。

  就在傅雷母亲去世后半年,1934年3月10日,傅聪降生。

  傅雷回忆说:傅聪从小喜欢音乐,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有看我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音乐天资。

  为了让傅聪学钢琴,傅雷决定“把他从小学撤回”。傅雷说:“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

  傅雷手持毛笔,亲自抄写古文,为儿子编撰语文课本--只是为一个孩子而编,“发行量”仅为一册的课本。

  叶先生讲:我在采访傅聪的时候,他回忆说:父亲提出一个问题,让他回答。如果答不上来,父亲就讲一个故事启发他,再答不上,又讲一个故事,一直到他经过自己的思索,讲出了答案。

  那时候的傅聪,像一只要上发条的钟。父亲把发条拧紧,他就滴滴嗒嗒走得欢,整天坐在琴登上练琴。慢慢的,发条松了,走慢了,甚至不走了。这时候,又要父亲给他上发条了。

  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傅聪在兰心剧场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纪念贝多芬逝世125周年。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登上乐坛,那时他18岁。

  1953年7月25日至8月16日,在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带领下,来到罗马尼亚。得了铜奖。

  1954年8月,他受我国政府的派遣来到波兰。他很荣幸地能在波兰的“萧邦权威”杰维茨基教授亲自指导下学习。

  第五届国际萧邦比赛,与萧邦145周年诞辰--1955年2月22日,在新落成的气势宏伟的华沙人民音乐厅,揭开了帷幕。大会的主席为杰维茨基教授。傅聪名列第三,

  另外,他还在荣获这次比赛唯一的“玛祖卡‘当地民族歌曲’”最佳奖。

  傅敏回忆说:“大约是195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三楼的杂物间里有一把小提琴,我就跟宋家婆婆(宋淇的母亲)提起这事。她说这是原来住在这儿的一个犹太人房客留下的,你要喜欢,你就拿去学琴吧。就这样,我开始学小提琴。”

  傅雷不同意说:“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

  傅雷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

  让听众受感动的是,在整个上午的讲座中,叶永烈先生始终保持一种语速,双手及时协调地翻动着字幕,没有间歇,未打一个倍儿,而是以一种与历史交谈科学态度,言浅意深、百步穿杨、一语中的。当讲到傅雷一生的重要成就之三时,叶先生的语气略显沉重。

  叶永烈先生讲:傅雷与傅聪是一对特殊的父子:傅雷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导致了傅聪的出走英国,而傅聪的出走,又导致了傅雷夫妇在“文革”中双双弃世。这样的“连环悲剧”,便是产生《傅雷家书》的真实背景。

  叶先生讲:我只在上海公安部门查到一张傅雷在1958年11月5日填写的《劳动力调查表》。这种表格通常是没有“单位”的人(即所谓‘闲散劳动力’填写的。)

  1931 --1933:在“上海美专”教书(美术史)

  1935:曾在前“古物保管会”往洛阳考察龙门石料。

  1939:曾任前国立艺专教务主任(在昆明二个月即辞职)。

  1945:曾与周熙良合编《新语半月刊》(二个月)。

  籍贯:江苏南汇。

  文化:大学。

  家庭出身:地主。

  本人成分:翻译工作。

  政治情况:无党派。

  劳动情况:一般。

  经济收入:稿费。

  叶先生讲:我在上海江苏路派出所查阅傅雷户籍册时,看到傅雷的职业是“在家译述世界名著”,而“单位”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是傅雷的“单位”,傅雷“在家译述世界名著”,由这家在北京的出版社出版,如此而已。家庭生活全靠卖地,后来以稿费维系。

  傅聪曾经这么评价自己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

  杨绛曾这么回忆: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他可

  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是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

  心无城府的傅雷,在1957年大鸣大放, 写了评论文章“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非常活跃。他原本与音乐界并无瓜葛,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却“越界”写了《向中央领导谈“音乐问题”提纲》,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谈音乐界存在的问题。

  1957年12月23日受到批判,傅雷夫人在写给傅聪的信上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查, 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为心不定。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也瘦了四磅。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付,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

  “检讨一下,过一下关吧,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石西民(傅雷的领导)这样“启发”傅雷。不料,傅雷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无法作那样的深刻检查!”

  在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被“批判”之后,宣布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夜深沉,未见傅雷归家门。很久他才慢慢回来,一阵沉默之后长叹道:若不是傅敏还小,就不回来了。

  1959年初,周熙良教授来到傅雷的书房,告诉傅雷说:傅聪从波兰去了英国。傅聪是一个出走者,但不是一个叛国者。他的出走在当时是出于迫不得已。

  一直躺在床上未吃喝的傅雷听了,精神彻底垮了。

  史大正乃上海著名(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史东山之子,毕业于上海音乐学校钢琴系,与傅聪是同学。他作为这一历史的见证者,谈了其中诸多内情。

  对于出走,傅聪在1980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了他当年的处境和心情: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永远是内疚的。

  就在傅雷最困难的时候,通过夏衍,通过柯灵,捎来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话:“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

  傅雷与傅聪的信中说:孩子,十个月来我的心绪你该想象得到:我也不想千言万语多说,以免增加你的负担。你既然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的。

  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傅聪为自己制定了“三原则”:一、不入英国籍;二,不去台湾;三,不说不利祖国的话,不做不利祖国的事。

  1966年是傅雷生命的最后一年。8月30日夜11点多,傅家大门响起急骤的拳敲脚踢声,保姆周菊娣开了门。门外站着一群挂红袖章的人,其中不少是“红卫兵”,也有一些长胡子的“造反派”。

  四天三夜之后便选择了自杀。留下便条: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意她无辜受累。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叶先生讲:傅雷夫妇的骨灰因一个 “高”姓女子而保留了下来。(该女子实姓江,以‘干女儿’为名前去取出了死者的骨灰)。

  多年以来,她写给我的信,多达20封。我也联系让她与傅家人相见,但都被她拒绝了。

  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吹拂下,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意见,1979年4余26日上午,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隆重举行“傅雷、朱梅馥追悼会”,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

  之前,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到英国伦敦告诉傅聪,又写信给邓小平,傅聪得以回到了祖国。参加了父母的追悼会。

  柯灵在悼词中郑重宣布:1958年把傅雷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十年浩劫中傅雷夫妇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傅聪说:我从中国回到英国后,朋友们都说我傅聪像换了一个人,我平静了。我的国家和我和解了。国家不再把我当叛徒看待,让我回来了。我肩上沉重的担子卸下来。

  当时在文化部胡的耀邦批示的原文:

  傅的出走情有可原。

  出走后确实没有过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

  出走以来仍然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     术,治学态度很严谨。

  要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

  “欢迎归队”一语是毛主席在红军时期的著名政策。又及。

  傅聪说:我已经听很多人说,我父亲的信写得那么好,当年所以写下的这些家信,就是准备发表的。我觉得非常荒谬。怎么会这么去理解呢!他是个译笔非常好的译者,文笔非常好的作家,不能因此而说他是为发表而写的。他被打成“右派”后,译著都不能出版,谁会发表他随手写的书信。

  胡乔木在1982年2月18日称赞《傅雷家书》:“傅雷的爱国爱党之心,溢于言表,读之令人感慨不已。”

  傅雷力图要把傅聪培养成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本来并不准备出版用的,是父亲给儿子写的一封又一封家信,是在纸上倾诉者对儿子的家常话,他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正因为这样,《傅雷家书》如山间潺潺清溪,如碧空中舒卷的白云,如海上自由翱翔的海鸥,如无暇的白壁,如透明的结晶体,感情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挚朴,没有半点虚假,用不着半点装腔作势。

  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傅雷的思想、哲理;

  教育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教育方法;

  人才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人才成长的规律;

  文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散文笔法;

  艺术家可以从中汲取音乐、美术的营养;

  历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广大的读者则把《傅雷家书》中作为一本思想修养读物。

  正因为这样,它被列入共青团中央向全国青年推荐的优秀读物之中。

  《傅雷家书》记录了1954--1966年5月间的186封书信,最长达七千多字。

  叶永烈先生讲: 这是傅雷最重要的著作,因为它是闪耀着中国的思想光芒。

  叶先生的精彩演讲到此戛然结束,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顿时四芳响起。购书签字的文友很快簇拥着排起了长龙。跟刚开始领票入场一样井然有序。

  时至现在,我的眼前仍是闪动着那长长排队的热切场面;耳边仍然回荡着叶先生那平稳的男中音;全场安静聆听的气氛;以及散场后听众们怀着一种敬仰之心踊至叶先生的讲台前那种热烈的场景。更是一位78岁高龄大方之家留给人们的亲切可敬的叶永烈先生形像。

  我相信:叶永烈先生独到深入的解读,会让与会者牢牢记住这位法国文学翻译的丰碑--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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