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农场七分场机务队北面100多米处有棵芒果树。10余米高。树干要两人合抱才行。树冠直径约20多米。树虽大，结的芒果却很小，女人用手也可以完全攥住。芒果成熟的时候呈金黄色，很远就能闻到一股清香的味道，让人看着就流口水。每当刮风的时候，成熟的芒果便三三两两落到地上，附近生产队的知青们就会跑到树下检芒果。那味道至今难忘。芒果树下是一条通往8、9、10队的土路。在东风农场公墓没建立之前，路旁的缓坡之上是七分场亡故的人员的公墓。埋葬着几位因种种原因死去的职工。路的另一边是机务队的猪圈。猪圈下面就是傣族的稻田了。斜穿过近300米长的田埂，对面山脚下是分场养鸡场。

　　通往8队的路虽然不宽，勉强能让两辆拖拉机面对面开过。却是里面的人的唯一通道。平时供人们和车辆进出。要是在雨季，路旁的飞机草疯长，人们就只能顺着两道车辙中间的窄道进出了。

　　由于离墓地近，便陆续传出了鬼神的说法，更增添了几分恐怖。早晚人们路过时，大都结伴而行，匆匆走过，说话声音也小了许多。要是在天黑之后，大芒果树的树荫下，基本就是漆黑一片，十五的月亮也会被浓荫遮挡得一丝不露。微风吹过，树影摇动，路旁的飞机草丛仿佛一个个高大模糊的黑影向你招手，再有小动物弄出点声响，你就是再胆大的人也立马肉皮儿发紧，汗毛树立，大气也不敢出地快速通过。

　　大约是1974年的一天，我正在8队当排长，晚上八点多钟，忽然听到屋外一阵喧嚷。一出门，只听见昆明知青高明昌在操场上气喘吁吁地说：“我碰见鬼了，我碰见鬼了！”身边围了一群人，问怎么回事。只见他惊魂未定，满头大汗。原来他刚从机务队回来，路过芒果树时，他说确确实实遇到了鬼，怕我们不信，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鬼离我特别近，我还打了鬼一拳！”众人掰开他的手，见也没什么异样。便安慰了他几句，将信将疑地散开了。那一夜，高明昌肯定没睡好。

　　第二天，从9队传出消息，昨晚XXX（不是一个队的，名字忘了）外出，在芒果树下被鬼打了。怕人们不信，XXX也是指着胸口挨打部位，信誓旦旦地说。

　　消息到了8队，大家先是愣了几秒钟，接着便是抑制不住的放声大笑。

　　高明昌也笑了。

　　如果说，这件事我只是旁观者，时隔不久，大芒果树下，也是晚上发生的一幕，就轮到我毛骨悚然了。

　　　  大约是1974年12月，一年一度的分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就要召开了。这时，我已从8队调到分场部从事宣传报道工作。理所当然地成了大会筹备人员。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主席台按领导要求布置会场，依照惯例，毛主席像两侧要各插数面红旗，不巧的是旗子有，旗杆不够了。领导临时决定，到养鸡场去拿竹竿。我看了看周围，都是分场机关的女知青在摆桌布，便自告奋勇去养鸡场。

　　去养鸡场的路只有一条：穿过芒果树下的机务队猪圈，下到平地上的傣族稻田，再走10分钟左右，到了对面山脚下就是了。

　　晚上路过大芒果树，我没有感到害怕，因为我不信鬼。到农场5年了，从来不怕走夜路。8队知青高明昌闹的笑话让我更坚信了这一点。不过考虑到天太黑，回来还要扛一捆竹竿走田埂，就带了手电筒。

　　我一边走一边想心事，不知不觉就到了芒果树下，顺小路到了机务队猪圈。猪圈其实是一个大工棚似的简陋建筑。中间是通道，两边是半人多高的猪栏。人字型的屋顶为猪猪们遮风挡雨。

　　突然，在手电筒的余光中，我发现通道正中，我的正前方七、八米处有一个瘦长的人形立在那里。这个人与众不同，他的脚是离开地面的！或者说他是飘在空中的！一瞬间，我的心跳都停止了。事后我想，这个场面，如果信鬼的人看到，不瘫软成泥才怪呢。我也想，如果那是鬼，我也会和高明昌一样，上去打他一拳！可我不信鬼，我不相信世上有鬼。他只能是人或是什么怪物。我原地不动，手电筒的余光继续顺着那离开地面的脚往上照，看清了，这是一个人，一个吊在猪圈横梁上的人。所以他双脚离地，怪吓人的。这时，我本能地环顾一下四周，四周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我扭转身体，向分场部方向跑去。

　　到了分场部，敲响了分管政工的党委副书记、北京知青林力的门，她听完了简单的诉说，立刻组织了卫生所等有关人员，让我带着向猪圈跑去。我边跑边问自己：刚才没看错吧？要是看花了眼，这个笑话就闹大了。我还边跑边想：会不会是被别人害死的，会不会这会儿已经把尸体移走了？要是尸体不在了，我怎么能够说得清？没容我多想，已经到了现场，人们七手八脚把尸体摘下，就在猪圈的通道上，北京知青、卫生员左锋紧急检查了身体，采取了抢救措施，可惜，死亡时间太久，谁也无法让他起死回生了。

　　左锋把抢救时注射过的针水瓶小心收起，以备事后查验。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死者──分场工程队上海知青XXX。

　　事后了解到，他是因为点点琐事聚到一块儿，一时想不开走上绝路的。脆弱的生命被一念之差断送了。

　　当天深夜，一切都料理完毕后，我躺在床上，毫无睡意，一闭眼，眼前就出现吊死者的影像。似乎就在我床前，在我前面几米远的地方。

　　后来许多年，我时不时扪心自问，如果那天晚上我不胆怯；如果我立刻上前抱住他双脚，托起他的身体；如果我还有力气大声呼喊；如果碰巧有人经过、并且不把我的喊叫当成鬼哭狼嚎；如果他还很负责任地带人来，就会为死者赢得十五分钟左右的宝贵时间，他会不会活到今天？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答案是似乎是否定的。因为我看见他时，他很安静，没有晃动，连离世前的挣扎都没有了。

　　我于1978年3月离开农场，1979年初又去农场呆了几天，1982年回到了北京。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也不知那芒果树还在不在？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它年年为我们奉献甘甜的果实，平时则孤独地守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目睹了我们开荒斩坝，种植胶林；见证了我们的喜怒哀乐，生生死死、到来与离去。在知青返城后的日子里，它又义无反顾地守候着长眠在这里的几位知青战友，也算是有情之树了吧？

2009-11-3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