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信息
2020年第6期
一. 话 题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
二．悦 读
大街小巷 又闻书香
作为粉丝的文人
三．点 滴
艺术与催眠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
纯文学会慢慢回来
提起严肃文学，人们往往称之为“纯文学”。其实什么叫“纯”，这个纯是针对大众而言，还是针对作者而言？我觉得很模糊。可见，这并不是一个本质的概念。
我想，今天读者期待纯文学，是希望从文学中找到一种严肃的内核，比如说它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比如它对语言的运用，或者是对深刻思想的把握，乃至对整个时代精神的把握。
很多人说今天年轻人不再看纯文学了，我倒没那么悲观。
自改革开放开始，文学在慢慢边缘化，因为它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冲击。但这几年来，我觉得文学在慢慢升温，许多青年人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又慢慢地回到了阅读中——随着这么一批高质量读者的慢慢产生，作家也在慢慢地调整自身。
过去我们“纯文学”的概念有点太狭窄了，以为“纯文学”就是自己喃喃自语，在象牙塔里做功夫。其实，“纯文学”并不是这么简单，文学本身是多变的。当然，我也不那么乐观，毕竟今天电影电视对文学的冲击非常大。
总之，我的感觉是：今天的读者是可以培养的，他们并没有完全被数字化、影视化所攫取。只要有耐心，“纯文学”会慢慢回到大众的视野中。
我们的孩子不会审美阅读
这一代年轻人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变成了实用主义者，因为生存的压力太实在，你没办法摆脱这种精神困境。青春期本是培养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审美能力的最佳时期，可就在这么一个宝贵的时期，年轻人却被各种实用主义的要求压倒，这确实很可惜。
不过，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艰难之处，在当下，年轻人被各种实用主义的要求所压制，但在我们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束缚、禁锢。所以说，人活着，只要有一种精神需求在那，总会给自己留出那么一点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你是自己的，你是自由的。如果再没有这点空间，那么我们就彻底被压垮了。
所以说，越是有压力，就越需要文学。
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那时不太一样。我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那时电视里节目很少，自己只能拼命地找书、看书，因为那是唯一的、获取精神食粮的渠道，所以也不挑什么，小人书、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经典名著等，拿来就看。今天孩子们获取文化产品的渠道确实太多了，影视、互联网、电子游戏等，对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在我教学过程中，发现今天学生们对阅读文本的兴趣确实减少了，尤其是读长篇小说。比如托尔斯泰的书，他们都觉得读不下去，当然，一旦读下去，他们就会非常喜欢，但小说的长度确实让他们非常困扰。
閱读是需要培养的，但我们的阅读培养显然有问题，我们中学时代的阅读都是应试阅读，不是审美阅读，不是一种自由的阅读，这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使孩子们的阅读变得非常功利、非常狭窄，这可能比影视和数字技术对孩子阅读的扭曲还大。
对于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觉得需要老师慢慢引导。
现代小说换了启蒙方式
文学使人变得非常敏感，要么愤世嫉俗，要么吟风弄月。很多人觉得，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所以一提阅读严肃文学，许多家长不以为然。
其实，文学是多层面的，它不一定会让人敏感。再者说了，敏感有什么不好吗？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有几分敏感，它使你去思考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乃至整个人性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文学具有启蒙的作用。
启蒙并不一定是光明的，一定是向善的，启蒙也包括让你直面你人性恶和黑暗，这也是一种启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要成为承担公共生活的一种建构，因为它未必能承担起来。我们看19世纪的小说，确实是有这个功能的，比如托尔斯泰就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心灵世界给我们，通过《安娜·卡列尼娜》，通过（《战争与和平》，我们自身也会受到影响。
但20世纪的小说，特别是从卡夫卡开始，小说这种建构公共生活的能力已在慢慢地缩减。卡夫卡说生活粉碎了我，他要把这种荒诞、绝望书写出来。当然，这种绝望、荒诞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它告诉我们，社会的内部逻辑、文明的逻辑其实是这个样子的。但卡夫卡的方式与托尔斯泰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今天，如果说小说还有启蒙作用的话，那也是一种转了一道弯的启蒙，因为通过小说，读者看到的是荒诞、绝望，乃至整个人生的虚无，如果你没有特别平衡的审美能力，可能会进入另外一种状态，比如说愤世嫉俗。
今天年轻人自我意识非常强，但我认为，那是一种“伪自我意识”。比如在鼻子上弄个环，染上红头发，多自我啊，但其实他们在无意间陷入了更大的潮流里面，反而是更加从众了。
真正的自我建构不是你在表面上顺从了某种潮流，而恰恰是你在内心是否对这个事物有真正的辨析能力。但在今天，要做到这点确实是非常艰难的。今天小说能否帮助年轻人，从精神内部来建构某种东西，小说还能不能承担这种功能，说实话，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总之，小说太复杂了，有时可能给你的不是光明，而是黑暗。
读一本小说就是经历一次人生
在今天，小说未必会帮助你建构公共生活、公共精神，我觉得，它最大的功能在于把很多已建构的原则暧昧化了、复杂化了。作家只能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他把问题内部的复杂尽可能细致化地呈现出来，但怎么解决，作家可能说不出来，但是他会写一个故事，来告诉你生活这么复杂，解决起来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余华的《活着》，福贵一生的意义是什么呢？余华没有告诉你什么是公平的一生，什么是幸福的一生，但他告诉了你，福贵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死亡，幸福一步步远离，最后好像达到了某种超脱，但那真的是一种无奈和悲凉，但这是一种情感教育，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感教育。
我觉得文学最大的功能真的是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这个情感教育不是告诉你什么是真善美，而是它让你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复杂度、多维性。这种情感教育对中国年轻人很有必要，对成年人也很有必要。因为我们以往接触的概念太单面化了，太植入我们的生活了，理想、激情有的时候害了人的，因为我们对理想和激情的复杂度并没有真正理解，简单地认为喊完口号，就是理想就是激情了，结果一次次陷入集体的悲剧中。
读一本小说，可能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你对人生和人性的各种情感，都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体验，它会使你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有某种辨析能力。
读一本小说可能会使你神清智明，但能否帮助你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变得那么超然，那么有原则，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但不论如何，读小说，读文学，都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东西。这个美好不是说你变得更善良了，更理智了，而是你会在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一次生命里程中，体验到了这个世界的全部，你会明白某种道理，即使你不明白，它也会给你带来一个五味杂陈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在我们的生活中，太缺乏一种对精细事物的辨别能力了，我们太容易把这个事物确定为一，确定为二。而确定为一，确定为二的时候，往往是非常简单化的确定。文学可以告诉我们，概念里面还包含了这么多令人头痛的事，这么多生命的细微之处，我们都应该考量到。
总有人会继续读下去的
国外很多人从初中就开始阅读各种世界名著，是真的在读，不是为了考试。中国家长受社会功利主义影响，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家长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健全丰富的人格，另一方面又害怕孩子落后，当你真正推动学生阅读时，他们又会站出来反对。
为什么今天大学生思考能力比较差？我觉得，就在于我们真的没有从他的少年时代、童年时代进行正确的教育，他们缺乏对人的存在进行思辨的基本教育，所以你不可能指望一个大学生一进大学校门，突然就学会思考。
对于目前教育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却找不到解决方案，因为这几十年来，功利主义太占上风了。在过去，一个人住在一个茅草屋里面，保持一种朴素的精神，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可在今天，说一个人安贫乐道已经变成一个笑话，整个大的社会氛围让你没法逃脱出来，你想独立，让孩子如何如何，可谁有勇气这么做？所以一代代下来还是如此。
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教育，但从本质上说，是矛盾的时代精神投射到教育上，仅改变教育本身，恐怕也难解决根本问题。
来源：17.3《课外阅读》
大街小巷 又闻书香
天气渐暖，各地的实体书店、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所陆续恢复开放。
实地探访发现，进馆进店需要经过网络实名预约、重重防护“关卡”，还有机器人、健康码等新设备、新手段，提高效率、减少风险。虽然目前客流量并不算多，但一切正在有序重启，从业者们也在为将来更好的发展做着准备。
午后，阳光打在玻璃幕墙上。大厦底楼，3名书店店员支起“摊位”，“请问有预约吗？”出示预约码、验证“随申码”，再掏出身份证，通过层层“审核”，笔者终于被引导至电梯，登上离地239米的“云中书店”——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52层的朵云书院。
自2019年8月开业以来，朵云书院一直是上海最受欢迎的书店之一。这里有宛在云中的空中花园与俯瞰浦江两岸的美景，曾创下日接待4000人、日营业额14万元的纪录，一度需要排长队入场。不过，疫情让这家人气书店突然停摆。3月初，关闭一月有余的朵云书院重新开放。
实名预约进入，人气逐渐恢复
与笔者一起进书店的还有两位姑娘，虽然口罩将脸遮得很严实，却藏不住眼神里的雀跃，“一直宅在家中，现在疫情缓解，终于能出门透口气。”
重新开放后的书店缩短了运营时间，并实行严格的预约制，分3个时段各接受90人预约，周末开放预约名额增至每日470人。不过，目前还没有出现约满的情况。“一般每天有四五十名读者预约前来，最少的一天只有十来个人。”朵云书院上海中心旗舰店店长焦擎介绍。
书店里，从读者的脸上，能看到久别重逢般的欣喜。空中花园处，数名读者彼此间隔数米坐着，有的埋头阅读，有的探头看向落地窗外的明媚春光。一名手捧书本的读者忍不住感慨：“你看，阳光多好！”
不只是朵云书院，这些天，各地不少文化场馆陆续恢复开放。
3月17日是苏州博物馆恢复开馆的第二天。早上8时45分，离开馆时间还有一刻钟，已经有五六名佩戴口罩的观众陆续来到了馆门口，他们按地上白色指示线，每人间隔1.5米排成队。“听说博物馆恢复开放，我第一时间就在网上预约了，两个多月没逛博物馆了，憋得慌。”家住姑苏区的陈忠乐呵呵地说。所有参观者实行网络实名制预约，目前只接受散客（个人）预约，每日最高接待人数为1400人，瞬时接待量最高为200人。
3月16日起，苏州首批41家公共文化场馆服务单位恢复开放，苏州第二图书馆也是其中一家。在借阅大厅，30多名戴着口罩的读者一人一桌，端坐阅读。据统计，当天共有80人到馆，借还书籍达1443册。
开放部分区域，科技助力防护
从苏州博物馆的入口到接待大厅，不到100米，中间却要过4道“关卡”。在博物馆入口，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检查，但他们并没有用测温枪量体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成年男子身高相近、头部细小、身材方正的白色机器人。机器人用无接触方式给参观者测温，每分钟可检测近200人，同时还能迅速甄别未戴或者未正确佩戴口罩的人群。
在接待大厅，另一个智能机器人“小白”格外引人注目。它能准确判断当下展厅内人数，当人流超出警戒值时，会提醒观众及时分散。“这些机器人不仅分担了防疫期间馆内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还进一步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苏州博物馆开放部主任陆军说。
为了做好准备，苏州第二图书馆早早就订购了两套新式安检门。笔者在现场看到，除了具有传统的金属探测功能外，新设备还自带人脸识别摄像头与红外线测温系统，读者只要从中间走过，系统就能显示其体温、预约码等信息，供安检人员甄别。苏州图书馆副馆长费巍介绍，馆里分批次对员工进行了专业防疫培训，同时采购了口罩、消毒药水等防疫物资。每天上午11时到下午1时，图书馆休馆，进行全面消毒杀菌，对归还的书籍也将在进行多次消毒后，单独放置15天再重新上架流通。
有序开放的背后，离不开科技的助力。在恢复开放前的一周，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就举行了会议，邀请多家科技企业，并拿出了一系列“科技防疫”的方案。
江苏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国强介绍，方案分为四方面：网上预约控流量、馆外快速检测、入馆一码双检、馆内智能防疫。
此前，由科技公司研发的“苏城码”已在苏州此次防疫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通常的人工查看方式不仅速度慢，而且有以他人之码或手机截屏蒙混替用的可能。”陆军说，经过努力，苏州博物馆实现了入口闸机与“苏城码”平台的无缝对接，观众只需刷身份证，即可实现健康码查验和预约认证过闸的“一码双检”，通行时间从20秒缩短到1秒，“观众无需出示手机，并杜绝了人工查验健康码的漏洞。”
目前，苏州博物馆只有60%的区域对外开放，苏州图书馆也只开放了借阅中心。接下来，开放区域会不断扩大、进馆人數也会慢慢增多。“防控形势在好转，但防控不能有丝毫松懈，接下来的任务会更艰巨，不过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陆军说。
着眼长远发展，探索更多可能
书店里的客人虽然不多，但店员们挺忙碌，除每两小时一次的全场消毒外，书店还要求读者将取下的书籍摆放在专设的小推车上，由店员一本本消毒后再重新上架。
显然，书店要想恢复以往的人气还需相当长的时日。“我们预计到客流不会很大，但还是坚持先开门。书店是城市的灯塔，我们先把灯塔点亮，温暖人心。”焦擎说。
与朵云书院不同，思南书局·诗歌店面积不大，是个性鲜明的小众化书店，去年12月刚刚开业。“正想放开手脚好好干，迎头撞上疫情，一下就蒙了。”诗歌店店长王欣说。
从2月到现在，王欣看着书店慢慢复苏，“彻底恢复没那么快，因为疫情防控不能松懈，但我们有信心。毕竟，生活水平在往上走，人们在精神领域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多。”
疫情期间，实体书店做了许多探索和尝试。钟书阁上海静安芮欧店的店长原扬做了自己人生中的首场直播，在店里对着屏幕足足聊了4小时，带着网友们慢慢逛着自家的“无人书店”，“因为真的没有人。”原扬说。
钟书阁是立足上海的连锁民营书店，已在全国开出24家。该书店副总经理金钟书说，去年春节期间钟书阁19家店销售实洋达800万元，同期比较，今年钟书阁24家店约销售了去年的1/10。
做直播，并不全是为了图书销售。“丰富下大家的精神世界吧。”金钟书说，钟书阁做的，是尽可能用流行的办法让更多读者了解书店，以陪伴读者为主，也是希望能进一步提高读者黏性，着眼于实体书店长长久久的未来。
各方都在关注实体书店。毕竟，传播文化、传递温度的书店，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构成。“实体书店是一个微利行业，这次疫情袭来，实体书店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又面临着租金成本和用工成本双重压力，不少书店的现金流发生问题。”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坦言，“实体书店正在积极自救，政府管理部门也在想办法帮助实体书店渡过难关。”
现在，朵云书店每天营业至黄昏。焦擎说，这段时间，自己爱在书店打烊后看看窗外，看看疫情期间一度寂寥的城市日渐苏醒。“曾经空荡荡的马路，慢慢变得车水马龙;周边高楼，逐渐开始灯火辉煌……这时，心里就很安定，随着疫情的消退，一切正在缓慢重启。”王欣也满怀期待：“这个春天来得有点慢，但能感觉到它的到来。”
来源：科学导报 2020年17期
作为粉丝的文人
最早，契诃夫最崇拜的作家是屠格涅夫。这好理解，契诃夫刚踏入文坛时，屠格涅夫无论影响力还是创作力都在俄国文坛首屈一指。当年托尔斯泰在《现代人》杂志发表处女作，主编涅克拉索夫就事先征求了屠格涅夫的意见。后来，也是屠格涅夫给涅克拉索夫去信，让对方转告托尔斯泰，他欣赏这个远在高加索山区服役的炮兵下士，让托尔斯泰“好好写”。
但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契诃夫心中，托尔斯泰便取代了屠格涅夫的位置。1890年，契诃夫宣称：“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早已坐上了俄罗斯文坛的第一把交椅。”契诃夫态度的转变其实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80年代，对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俄国而言，托尔斯泰的作品显然比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其他作家的作品更富有批判性和现实意义。
1895年，契诃夫怀着朝圣般的心情，第一次去拜见托尔斯泰。为了这次拜见，契诃夫煞费苦心。穿什么衣服，打什么领带，穿哪双靴子——完全可以从契诃夫的举动中感知到一个粉丝去见偶像前的忐忑与兴奋。对此，俄罗斯作家、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蒲宁在《契诃夫》一文中有详细记载。“他为了去见托尔斯泰，花了几乎一个钟头来决定穿什么样的裤子。他从卧室里进进出出，一会儿穿这条裤子，一会儿又穿另一条。‘不，这条裤子窄得不像话！’他对我说，‘托尔斯泰会以为我是个下流作家。’于是他进去换了一条，又走出来，笑着说，‘这一条又宽得跟黑海一样！他会想我是个无赖……’”
蒲宁说：“契诃夫虽然尊敬很多人，却不畏惧他们，他只畏惧托尔斯泰一个人，就像人们害怕他们所热爱的或者所崇拜的人一样。”
然而，当里外一新的契诃夫出现在托尔斯泰面前时，托尔斯泰却是一身农夫打扮。他说：“你好，契诃夫，走，我们去河边看看。”结果，托尔斯泰硬是把一身鲜亮的契诃夫拽进了河里，他们俩都湿成了落汤鸡。这次见面虽令契诃夫的新衣服遭了殃，却令他与托尔斯泰迅速变得亲近。
托尔斯泰很喜欢契诃夫，他说契诃夫的写作方法很特别，“恰如印象派画家。一个人把浮上他心头的几种鲜明颜色随意涂在画布上，各部位之间虽没有明显联系，但是整个效果会令人目眩神迷”。
1900年，契诃夫在致缅尼什科夫的信中写道：“我害怕托尔斯泰死去。如果他死去，我的生活会出现一个大的空白，因为第一，我爱他甚于爱任何人。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所有的信仰中唯有对他的信仰最让我感到亲切。第二，只要文学中存在托尔斯泰，那么当文学家就是一件好事——甚至当你意识到自己毫无作为时，你也不感到害怕，因为托尔斯泰正在为所有人写作。第三，只要他活着，文学里的低级趣味，一切的花里胡哨、俗里俗气，病态的如泣如诉，骄横的自我欣赏，都将远远地、深深地被掩藏在阴影里。如果没有他，文坛便成了一个没有牧羊人的羊群，或是一锅糊里糊涂的稀粥。” 同样的话也出现在高尔基那里。托尔斯泰去世时，高尔基正在意大利旅行，他整个人都变得恍惚，他说：“只要托尔斯泰活着，我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是孤儿。但他死了，他带走了一个世界。”
村上春树是菲茨杰拉德与雷蒙德·卡佛的忠实粉丝，爱屋及乌，中国读者不仅喜欢上卡佛，也重新认识了菲茨杰拉德。而21次获提名却未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格雷厄姆·格林，其粉丝有奈保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威廉·戈尔丁等。吊诡的是，格林的这几位粉丝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就像马尔克斯说的那样：“格林绝对比我更配得上这个奖。”这令我想起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她拒绝去领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就是她认为这个奖完全应该授予她喜欢和崇拜的另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克。
公开声称自己不配得某某奖项，而谁谁谁比自己更配，这其实很不容易。对当下一些文人而言，谦让早已从他们的词典里被剔除——是我的就得是我的，不是我的也得想尽办法弄成我的。文人相轻只在背地里，明面上只要双方没有利益冲突，尽可以真真假假地相互吹嘘、相互崇拜，可一旦到了评奖时，不好意思，除了自己，谁都不配。
摘自《小品文选刊》2020年第1期
艺术与催眠
音乐是很强的催眠手段，而且是最古老的催眠手段。孔子将“礼”和“乐”并重，我们到现在还能在许多仪式活动中体会得到。孔子说过听了“韶乐”之后，竟“三月不知肉味”，这是典型的催眠现象，关闭了一些意识频道。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作品《追忆逝水年华》，用味道引起对往事回忆的过程，正是以“暗示”进入自我催眠的绝妙叙述。
电影是最具催眠威力的艺术。它综合了人类辛辛苦苦积累的一切艺术手段，将其展现在一间黑屋子里。电影院生来就是在模仿催眠师的治疗室。灯一亮，电影散场了，注意你周围人的脸，常常带着典型的被催眠后的麻与乏。也有兴奋的，马上就在街上唱出电影主题歌，模仿出大段的对白，催眠造成的记忆真是惊人。当然，也有人回去裹在被子里暗恋不已。
电视好一些，摆在明处，周围的环境足以阻止你进入深度催眠。但是人的自我催眠能力实在太强了，哪儿都不看，专往屏幕上看，小孩子还要站得很近看，并因此遭到父母呵斥。
自我催眠还会使人产生多重人格。作家在创作多角色的小说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评论家则喜欢判断那些角色的人格是否完整，或者到底哪个角色的人格是作者的人格，作者的人格到底是什么样的。敏感的读者也常常做这类判断。我猜作家当场签名售书的时候，赶去的读者一定带有部分鉴别“假冒伪劣”的心情。
有个要领奖的朋友问我：“领奖时如何避免虚伪与虚荣？”这个问题可比昆德拉的“媚俗”——怎么做都是“媚俗”，连不做都是“媚俗”。我说：“观察，观察观众，观察颁奖人，观察司仪，观察环境，也观察你自己。”这实际是一个造成双重人格的方法，将冷静的一重留给自己——假如颁奖现场发生火灾，你会是最先发现的。
成熟的演员是最熟练的多重人格塑造者。当然有些人也会走火入魔，在扮演的那一重人格——失去监视的人格里，回不过神儿来，不思饮食，陷入深度自我催眠。在催眠案例中，有的被催眠者并未失去全部的“自我意识”，他们常常有一個意识频道是清醒的，看着自己干着急。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他原本并没有安排安娜自杀，可是安娜“自己”最后那样做了，他拿她没办法。
我实在想说，审美也许简单到只是一种催眠暗示系统。
美国的精神卫生署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过具有“多重人格”的人，发现他们的脑波随人格的转换而变化。巫婆、神汉常常做“灵魂附体”的事，说起来是在做多重人格的转换。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里写小芹的娘是个巫婆，降神的同时还在担心锅里的“米烂了”。20世纪70年代，我在鄂西乡下见到的一个神汉就“敬业”多了，灵魂屡不附体之后，他悄悄嚼了一些麻叶。他大概是累了，那时候天天不得闲，降灵又是非法的。我写的这些文字是不是也有催眠的意味呢？
摘自：《常识与通识》
